伴随智能手机等智能媒介的广泛使用，“数字鸿沟”也在不断加剧与升级，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敏芝与硕士研究生屈晓亮在《传媒观察》第11期刊文，认为智媒时代的数字鸿沟，在性别、阶层、年龄、代际等方面不断衍生出新的议题，也同步推进了传统数字鸿沟理论在鸿沟生成基础、核心表征、技术逻辑等层面的深化拓展。面对全球性的数字鸿沟难题，需要在技术应用方面坚持价值理性、制度理性和实践理性，以综合治理的方式弥合数字鸿沟，以切实的社会行动促进实现美好数字生活。
一、引言：作为社会问题的“数字鸿沟”
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线上办公、网络购物、在线旅行预订、互联网医疗、线上教育、网络文学等智能媒体时代的社会服务形式应用广泛，生活的媒介化与智能化程度不断加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边缘又沉默的“数字弱势群体”却难以融入当代数字生活，社会群体间日益加剧的“数字鸿沟”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数字鸿沟”概念源自“知识鸿沟”。“知沟”理论认为，社会中拥有较高经济地位的人在信息获取和知识积累方面会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更迅速、更轻松，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因为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容易掌握和利用大众媒介的信息系统。数字鸿沟的出现也与人们对数字媒介技术体系的理解与使用密切相关，处于不同地区和行业、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在媒介技术使用和数字资源占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程度差异，这种“信息技术落差”进一步造成了实践能力的不均衡甚至权益实现的不平等，也进一步扩大了群体间发展程度的差异。
数字鸿沟经历了“接入沟-使用沟-效果沟”的三级变迁并不断衍生新的形态，如银发数字鸿沟、性别数字鸿沟、城乡数字鸿沟、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等，成为互联网嵌入社会过程中层出不断的社会现象，“差距”与“不平等”始终是其中的关键词和关切点，这些新的社会现实推动着数字鸿沟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多视角探索。
二、议题聚焦：智媒时代数字鸿沟理论的现实关切
数字鸿沟产生和不断加剧的重要原因，在于媒介技术在社会应用层面的程度不一所导致的社会阶层或群体之间的裂隙与冲突。可以说，数字鸿沟从本质上集中体现的是数字社会中出现的新的生存不平等、数字人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等。这些问题在智媒时代呈现出一些新的表征。
（一）数字接入与数字性别鸿沟
着眼全球，接入沟作为一级鸿沟仍然显著存在，而数字性别鸿沟主要表现在移动接入和数字活动参与程度的差距。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9亿妇女仍然无法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于已经了解到移动互联网的女性移动用户而言，使用它的首要障碍仍然是经济负担能力、读写和数字技能。一级鸿沟的性别差异进一步影响了互联网行动的开展，在数字接入层面表现出的性别鸿沟的扩大，表明了女性仍然是数字社会的弱势群体。
在我国， 2022年女性网民活跃用户全网占比提升至49.3%。数字性别鸿沟尽管有了明显的缩小趋势，但依然存在。
（二）媒介使用与青少年阶层的数字鸿沟新形态
随着几十年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缺失数字设备或无法访问互联网的情形逐年改善。但另一种鸿沟形态却在悄然出现，即网络资源如何能够有效地支持个体的社会生活与自我发展，如何能够为个体在教育、职业等方面提供机会均等。这种新的数字鸿沟形态，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显著。比如，许多研究表明，农村地区的青少年更容易沉迷游戏，而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地区，手机等智能媒体则能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促进作用。
青少年群体中存在的新型数字鸿沟形态，主要体现在互联网使用的质量和社会效果等方面。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智能媒介，成为影响青少年成长与社会化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三）智媒素养缺失与银发群体的两极分化
被称为“银发一族”的老年群体，在面对智能设备时呈现出“难以适应、拒绝应用”与“沉迷虚拟世界”的极端差异性。一方面，在深度媒介化浪潮的席卷下，大多数老年群体基于生理心理的双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抗拒行为；而另一部分处于新技术创新与普及前端的老年用户则因为不加辨别的单一使用而陷入了“数字沉迷”。
中国银发群体网民占比从2008年底的5.7%迅速提升至2022年的25.8%，网络接入程度逐渐充分，并且能使用短视频、即时通讯、线上购物等数字应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跨越了数字接入沟的中老年群体也面对着第二道数字鸿沟的考验和挑战，谨防过度沉溺导致身心健康层面的损害。同时，还要防止遭受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算法欺瞒、信息茧房等的伤害。
三、理论拓展：智媒时代数字鸿沟理论的多维深化
以智能手机、智能算法、新出现的ChatGPT等为代表的智能媒介技术以及各种AIGC的内容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通用技术”，围绕这些通用技术形成了一个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这种新的社会现实对数字鸿沟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多重维度上拓展深化了数字鸿沟理论。
（一）对数字鸿沟产生基础的再思考
早期的知沟理论重点关注知识/信息获取，其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影响知识/信息获取的媒介因素。当互联网普及之后，许多学者仍然沿用同样的视角审视互联网媒介使用和知识获取之间的关系，认为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更愿意接入互联网且更可能以工具性的方式使用互联网；而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就越倾向于使用互联网似乎只是为了达到娱乐目的。
智能时代的数字鸿沟理论则从“获取”的视角转移到“生产”的视角，更充分地解释数字鸿沟产生和加剧的复杂基础。有学者提出知识概念应该脱离客观知识的认识论偏差，完成“客观向主观”“大众传播向人内传播”的范式转变，从而拓宽知识沟理论研究的解释维度，并提出了“主客观知识沟”的概念。还有学者提出“知识再生产数字鸿沟”的新概念，认为“需要重视不断扩大的知识再生产鸿沟”，从社会关怀和理论落地的视角呼吁“知识再生产的数字鸿沟可以成为公共舆论的潜在力量和拥有改变公共政策的行动主义的工具”。
（二）对数字鸿沟核心表征的再认识
数字鸿沟理论经历了“接入沟”“使用沟”“效果沟”这三个阶段，其中“驯化沟”意在观察个体在“驯化技术为我所用、保持数字技术理性”能力方面的差距。尤其是在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未来互联网阶段，新一代人机交互的发展将推动全新人机共生时代的到来，如何与技术共生成为未来社会的最大挑战。
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警惕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控制，这是一种难得的技术驯化的自觉，更是人的主体性的彰显。智媒时代人们在技术驯化的自觉意识方面，程度差距巨大。无处不在的媒体携带着海量信息每天蜂拥而至，人们一方面沉溺其中，一方面深度焦虑，于是产生了一种形象的抵抗性实践——“数字排毒”。“数字排毒”即互联网和手机应用程序使用者主动限定自身的入网时间，进行自觉的“数字隔离”，使主体在享受机器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能保持自主性，避免成为机器的附庸。数字排毒具有降低智能手机强迫性使用风险的潜在价值，以此减少各类社交媒体使用对年轻人群体的健康危害。可以说，“驯化沟”的出现，是智媒时代数字鸿沟的典型表征。
（三）对数字鸿沟技术逻辑的再揭示
智媒时代中算法时时刻刻“在场”，与算法共存，成为智媒时代个体必备的核心媒介素养，一方面，我们需要接受算法的存在，利用它来拓展人自身的能力，享受它所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对这样一种“伴侣”带来的控制和其他风险有足够的识别与反抗能力。
对于不同的算法使用者而言，能否意识到算法带来的风险以及是否能有意识地抵制诸种风险，存在着巨大的素养鸿沟。算法左右着人们的决策，从路线规划、信息获取，到日常消费、环境诊断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算法的影响与控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人们的社会地位，产生“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等现象。这些具有“专制”和权力色彩的技术“掌控着设定自由的界限，无情攻克了我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许多人对此并不完全了解甚至浑然不觉。研究认为，缺乏算法意识或意识不足可能已经成为一项民主挑战。可见，包括算法意识在内的数字鸿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四、实践理性：智媒时代数字鸿沟弥合的路径选择
数字鸿沟涉及社会发展、权益保护、社会公平以及美好数字社会的建设与实现。弥合数字鸿沟需要在技术的社会应用层面坚持公共性的价值旨归，更需要在社会治理层面体现综合治理的制度理性与数字生活实践主体的实践理性。
（一）坚持技术应用的公共价值
技术一旦产生，就作为一种时时刻刻试图参与人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存在样貌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在“技术化社会”更加强大，比如我们会发现，如果现在离开了智能手机，自己在生活中将寸步难行。正因为如此，技术的公共性价值在当下才更应该被标举，也只有遵循技术应用的公共性价值，才能最终弥合因为技术应用差异而导致的数字鸿沟与新的社会不平等。
技术发展应该以造福人类、有益于人类为宗旨，而不是反过来违背人的福祉、损害人的尊严。因此，数字鸿沟无疑是技术异化的当代表征，它违背了技术发展的公共性原则。智能媒介技术的发展是技术创新与演化的结果，其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更要以不断扩大人类的公共价值福祉为前提。
（二）保障权益实现的制度设计
智能媒介时代下的数字鸿沟意味着数字弱势群体的某些权益正在遭到侵害，想要打破弱势群体数字化生存的障碍与壁垒，最基础的目标是保障其基本数字权益，同时协调数字鸿沟中强弱双方的社会关系和资源分配。
弥合与消除数字鸿沟的根本目的，是破除技术变革与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分层、区隔与不公，能够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社会完全可以出于‘公平’‘人道’的考虑，以制度安排的方式，为那些不愿意或根本拒斥新技术的特定年龄的人群制定专门的应对技术鸿沟的便利政策。”
具体而言，我们不仅要不断明确包括数字弱势群体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的主体地位，更要在落实层面保障他们具体权益的实现。比如我国在制度层面不断探索解决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长效机制，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11月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从日常交通出行、就医、消费、参与文体活动和办事等各方面，提出了解决老年人面对的数字化困难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彰显了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制度理性。
（三）面向社会发展的实践理性
新兴数字经济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对某些社会群体的生存空间造成挤压和侵害，使得原本处于社会分化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遭遇更加困难的数字化生存困境；另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环境是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社会情境，弥合数字鸿沟更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总体性要求，因此，构建一个利于全社会发展的、积极友好的技术环境实属必要。
首先，发挥社会保障系统的兜底性功能与屏障作用，在对抗数字不平等、数字剥削、数字歧视等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生存与发展需求，保持全社会活力和韧性。社会保障资源向低技能、低收入群体倾斜，加强相应人员的技能教育和培训。其次，针对特殊群体采用特殊方式进行数字服务，帮助数字化困难群体跨越“服务沟”，实现“无障碍办理”。再次，发挥互联网企业、社会组织团体与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帮助、鼓励与支持数字弱势群体。
总之，在智媒时代，弥合数字鸿沟，帮助那些个别或特定群体的“数字弱者”摆脱边缘化的生存境况，这是基本社会文明和普遍道义的行动遵循，更是美好“数字中国”的应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