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财富的逻辑》，冯兴元、孟冰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
所谓经济繁荣，无非就是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蓬勃发展，各种财富大幅增进。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现代世界的繁荣？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国人很容易想到有关“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之成因的一些观点。“大分流”是指西欧与东亚（尤其是中国）在近代经济发展道路上出现的重大差异。彭慕兰的名作《大分流》详细阐述了中国和西欧在近代的发展，指出直到1750年之前，中国和西欧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因为煤炭资源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新世界的发现等因素走上了资源密集型、劳动力节约型的道路，而中国则继续在原先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的道路上发展，从而导致了中西方的巨大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教授，在其著作《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里，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人的观念或言说（rhetoric）改变了世界，造就了现代世界的繁荣。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区位，产业或技术革命，制度，政策，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发现新世界等等，似乎都很重要，但似乎都离不开、都要结合人的观念或言说的改变。
一、现代世界实现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观念和言说的变化
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现任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学、历史学、英文与传媒学杰出教授。她认为，经济繁荣不是由贸易或投资所致。现代世界发源于经济浪潮，但经济并非起因。大众有关市场和创新的普遍观念的改变，导致了工业革命，也导致了随之而来的现代世界。其结论是，人类之所以实现繁荣，企业家享受到尊严和经济自由或许才是真正原因。而企业家能够享有尊严和经济自由，是改变观念或言说的结果。
麦克洛斯基强调，企业家需要同时享受到尊严和经济自由。尊严是有经济自由的尊严，经济自由是有尊严的经济自由。没有尊严的经济自由，商人可能得到的，仅仅是被人鄙视的行商的待遇。没有经济自由的尊严，则使社会阶层固化，使个人生活无望。这种观念或言说的改变导致创新，使我们得以过上富足的生活。
麦克洛斯基认为，西方国家对商业和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的看法，在过去很长的历史长河中总体上是负面的。从17到19世纪，人们对商业和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的看法出现了较大的转向，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发展和创新的大变局，造就了惊人的经济成就。麦克洛斯基写道：“在1600年前后，先是在具有开拓精神的荷兰，然后在1700年代，在充满创新意识的英国，以更大的规模和永久性的，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开始重新评价城镇及其世俗和腐蚀性的创新精神。”这里受到重新评价的其实就是商业、企业家和创新的地位和价值。
二、区位、制度、文化、创新等因素均不是决定性因素
在书中，麦克洛斯基对其现代繁荣的观念与言说决定论做了多方的论证。她认为，离开了对商业、企业家和创新的地位和价值的重新评估和正面肯定，用古代文明、文化演化（遗传）、贪婪、新教伦理、种族、节俭、效用最大化、教育、储蓄、挤压工资、增发货币、圈地、分工、区位、自然资源禀赋、运输成本的变化、贸易引擎（由贸易带动增长）、外贸、奴隶贸易、国内外掠夺、产业政策、制度、科学、新达尔文主义（其观点之一是富裕阶层的后代更优秀）、静态资源配置等等因素，均不能说明现代世界的繁荣。因此，作者用许多不同的章节论证了为什么如此。
这里，科学不等于创新，科学和创新均需要找到其发生的源头，因此说科学不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决定因素，这还好理解一点。麦克洛斯基自己也在书中写道：“说什么‘科学和技术’使我们过上了美好生活。但是这个词语却让我们忽视了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正是它们——我称为的企业家价值的重新评估——让科学有了用武之地。”
麦克洛斯基说制度也不是现代世界繁荣的源头，这一点可能让人迷茫，尤其对中国大量的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更是如此。制度决定论可从道格拉斯·诺斯1973年出版的《西方国家的兴起》和阿西莫格鲁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看到。
诺思在其书中写道：“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阿西莫格鲁在其书里写道：“本书将说明，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归根结底，美国良好的经济制度来自于1619年起逐步发展而来的政治制度。我们解释世界不平等的理论说明，政治与经济制度如何交互影响而造成了贫穷或富裕，以及世界不同的部分如何产生不同的制度”。
但是，麦克洛斯基在书中，则专门以四章（第33—36章）的篇幅，解释了为什么制度也不是造成现代世界繁荣的决定因素。比如，她在36章中指出，单纯的产权制度也不能说明它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决定因素。“财产安全在1689年的英国不是一个新鲜事，同时代的中国或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人仍然认定制度决定论，制度的变化最终也是取决于观念和言说的变化。
与熊彼特相同，麦克洛斯基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之一，并把创新视同为资本主义。两者均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完美。但是解决方案则大不一样：麦克洛斯基教授主张容忍它，因为她担心替代方案更加糟糕；熊彼特则是毫不讳言资本主义发展会停滞，而资本主义社会会“大步进入社会主义”（march into socialism）。
麦克洛斯基不认为经济学可以解释现代世界的繁荣与财富创造。她在《企业家的尊严》一书中指出，经济学最严重的缺陷并非在于预测未来商业周期的、必然是错误的数理理论，而是在于它的唯物质论（也就是唯利益论）和关于过去增长历史的、并非必要的理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数理分析、唯利益分析和历史分析均不能解释现代世界的繁荣。正因为如此，她为本书加上了“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这一副标题。
三、观念和言说的力量
在全书中，麦克洛斯基论证了观念和言说的变化对现代世界实现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影响。其论点和论证总体上是可信的。这是因为，她的论证反映了人类逻辑的自然秩序。
首先，人类与动物决定性的差别在于人类会语言，而语言的背后是智慧，智慧和语言决定了人的观念和言说；
其次，人的观念和言说的变化带来了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等方面的变化；
再次，各社会阶层的某种特定观念和言说，也就是这里讲的“立商”观念和言说，即对商业和企业家价值和地位的肯定性评价，最终促进形成现代世界繁荣的一整套先决条件和基础，以及对这些先决条件和基础的充分利用。
所以，麦克洛斯基实际上是回到逻辑链的较为前头环节，去揭秘现代世界繁荣的成因，很难被人驳倒。如果在逻辑链的较为靠后环节去寻找成因，则容易被人找到反例，被人抓住“辫子”。
有关观念的力量，并不是单单麦克洛斯基有其感触。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有着类似的体悟和感叹。麦克洛斯基与他们的差别，可能恰恰在于她在一本厚书中从头到尾、细致入微地去论证这一点。
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指出：“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认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或早或晚，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哈耶克也同样注重观念的力量。他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里写道：“观念的改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他这句名言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按其原文出处，实际上他当时主要是从负面来看观念的作用：由于观念的改变和我们的意志，导致了纳粹德国的极权体制，而英国众多知识分子的种种观念，倾向于导致英国走向这条“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还说：“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四、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麦克洛斯基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抱有赞赏的态度。她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大事件是中国在1978年以及印度在1991年接纳了市场理念，开始赋予企业家自由。见该书“前言与致谢”部分。她指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正在急速企业家化的道路，才是通往现代化的门票。